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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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论背景。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然而,在“廉价大众化报刊”后期,自由的报刊无限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浅层次的感官刺激、从而为读者提供低品味的信息。此时的新闻界急需一些来自内部和外部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来规范自身行为,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正如麦奎尔所说“对大众报刊媒介行为失范—尤其是商业主义、缺乏政治独立性—……重要的回应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1]

  (2) 基本理念。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时期而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独立报业时期,其确立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1896年奥克斯执掌《纽约时报》。[2]虽然业界和学界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新闻界对于一些普遍性准则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陆晔和潘忠党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特征概括为:①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②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③他们是资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主流灌输的意识形态;④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⑤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3]

  这些理念或是原则着重强调了媒介对于社会和公众的责任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这就避免廉价大众化报刊时代,媒介因恶性竞争而过分依赖经济或政治并无视或损害公众利益,从而为我们带来了“不会玷污早餐桌布”的独立报业时代。

  (1)思想来源。18世纪中后期的西方世界正处在“大众廉价化报刊”向独立报业时代过渡时期,随着他们用船坚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这一时期西方的新闻理念也随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无论鸦片战争之前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还是之后的《上海新报》、《申报》和《新闻报》,虽说都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舆论工具、为维护西方在华利益而服务,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理念和专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中国的新闻专业化道路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思想根源,它深受“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文化影响,并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民族危机和思想启蒙的大环境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同时,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相生……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4]所以中国近现代的著名报人,例如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等,大多提倡“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而作为新闻事业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被放到了次要位置。报刊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开民智、树新民、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器。

  可以说,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下诞生的“混血儿”,它独立于国家权力体制之外,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

  (2)继承与发展。民国时期的报纸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景象,新闻专业主义也在不断迈进。在报纸类型上,不仅有《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商业化报纸,也有《大公报》这样高品位的精英主义报纸,同时也有官办报纸。在专业主义理念上,不仅有新纪《大公报》所提倡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也有邵飘萍关于新闻应独立于政府、听命于人民的主张。在专业主义实践方面,胡政之只身一人采访巴黎和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开始对新闻学进行系统研究,1941《大公报》获得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章。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专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5]中国新闻事业又重新回归了新闻本位的理念。新闻媒体提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原则、主张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基本方针、实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实践活动。

  新闻专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商业主义大环境中消费主义的弊端,避免了社会在“超真实”的媒介仿真过程中“内爆”的危险。它引导公众无限的接近真相,培养公众高雅严肃的文化品位,以及充当一个公共论坛的角色。新宝6平台登录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深化,新闻专业主义逐渐遭到了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1)不能独善其身的新闻业。主要体现在专业主义中假定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媒介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只能将新闻以“仿真”和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这里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真实。正如布尔迪厄的“场域”[6]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新闻场不断受到来自经济场和政治场的共同挤压。实际上,大多数新闻界在运作时,都会和政府、政党、有势力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权威有密切的关系……它们更应该被认为是带有特定目的的特定意识形态。[7]特别是当专业主义挑战国家利益和社会既定秩序时,媒介通常站在国家和社会一边。 (2)媒介逻辑的自说自话。新闻业虽然在专业主义的约束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种约束大多以媒介自律的形式存在,而且都是自愿性质的,政府和法律因为新闻自由的原因而很少介入其中。因此,作为相对自主的空间,新闻场有其自身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难免导致了新闻的产生只与传播本身有关,与内容、目的和效果无关,媒介组织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中(可能是无意识地)而无视大众和社会的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把关人”和议程设置方面。新宝6手机登录测速“这种镜子游戏照来照去,最终营造出一种可怕的封闭现象,一种精神上的幽禁。”[8]

  (3)真真假假的拟态环境。批判学派认为真实、客观、新闻价值和新闻生产惯例,以及新闻行业自身的媒介逻辑,无一不属于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性质上无疑是为现实社会秩序服务的“肯定性文化”之一。[9]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只不过是媒介仿真出来的拟态环境,而媒介也在不断促使我们消费以获得一种满足感和虚幻感,并顺从的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使我们形成了真实和意义模糊不清的虚假意识。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所提出,而我们所最熟知的关于这一概念的论述和研究则要非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莫属。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作为公众聚集的领域,它主要的功能在于提出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公共领域的精髓在其批判性”。[10]

  现代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具有公共论坛的属性,公众可以通过这一论坛对公共权威进行批判和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判功能。”[11]而新闻专业主义也强调新闻媒介应承担起反映民意、形成舆论和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公共领域与专业主义的表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中西方近现代两份大报为例:无论是主张“不偏不倚、无私无畏”的《纽约时报》,还是坚持“四不”方针的《大公报》,都深深的展现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的内涵。两份报纸都独立于政府,并介于公共权威和私人领域之间,它们针砭时弊、监督政府和为民请命的办报宗旨自然也体现出公共领域的特质。

  如上图2-1所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媒介组织,其不但要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包括文化、公众利益等)这些外部因素的制约,还要受到组织内部自身场域内在逻辑和游戏规则的制约。可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介组织在与商业利益、政治制度、公共利益和自我制衡的互动中产生的。媒介不仅可以影响政治、社会、经济,同时也不得不遭受这几个方面的严格限制,它们会遭遇一些压力集团的控制、经济利益的裹挟、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社会大众的反馈。与此同时,媒介组织内部也会受到组织结构和具有不同背景、经验、个性的新闻工作者的相互制约。由此可见,这种互动是一种矛盾和张力的体现。从这一点来说,中西方的专业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从第一章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方的新闻事业有各自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思想根源和历史环境。虽说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有“西学东渐”的成分,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

  (1)个人主义与职业报人。西方一直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一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呼吁个体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在此影响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主张“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其主要受到来自经济场的压力,而政治场则一直被各种自由主义理论所压制,公众利益在一定时期的“枪弹论”概念下也被忽视。因此,在自由市场和司法体系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促使媒介呈现多元化发展,新闻行业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行业规范,并造就了一批具有良好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职业报人。

  家国天下和文人论政。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2]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以家庭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带来了强调群体共生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13]“国即是家”的思想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向和士大夫情怀,他们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因而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受到来自国家与政治的压力,并深深地印有爱国主义的烙印,而作为新闻事业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被放到了次要位置。相比西方的职业报人,中国的报人背负了更加沉重的包袱,他们感多心怀家国天下,主张“文人论政”,“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14]

  [1] [7] 麦奎尔,崔保国 等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9]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4] [5] [12] 陆哗,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71).

  [6] [8] 皮埃尔·布尔迪厄.许钧 译.关于电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事业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11] 哈贝马斯.曹卫东 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3] 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 (3).

  [14]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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